昨晚看見畢安生教授跳樓身亡的新聞的當時，我其實已經心情很不好。

當天早先我與說書人和一群朋友共進晚餐，當中有位牧師。在牧師面前，說書人介紹：「這是我的......朋友，Joanna。」其實，我們已經認定彼此是伴侶，因此，聽到她只介紹我為朋友，當下我心裡不太舒服。整個晚上，我戴起了「朋友身分」的面具，與她保持「友好」的界線。

飯局到一半，牧師說出了自己對於同志是認同的，而他所服務的教會也有許多同志身分的教友。於是，說書人似乎放鬆了，也跟他拉近了距離，最後對牧師說出我倆的真正關係。

散會後，我問說書人：「為什麼介紹我是妳的朋友？」
「因為他是牧師，我怕會冒犯到他。」
「可是，為什麼做真實的自己會冒犯到別人？」我回。
又，如果連牧師都不擔心認同同志會是種冒犯，為什麼我們需要一開始就預設立場呢？

其實我了解說書人說不出口的理由，但是，對於必須參與扮演朋友的關係，對我來說，真的很難受。覺得彷彿自己做了錯事，必須掩蓋起來，甚至，覺得自己好像應該感到羞愧。

每次看到新聞報導一些重要的人，因為是同志而不受法律保護，在醫療過程，另一半無法參與重大決定。身故之後，另一半甚至不能住在兩個人一起築起的家，過去贈與的要一樣樣拿出來檢視與追討。

這些重要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，有多少人需要承受這種痛苦，而我未來也可能成為其中一人，我覺得憤怒，也覺得傷心無力。

如果周遭的好友、身邊的家人是同志，會不會希望你愛的人擁有所有你也擁有的權利？
也許有人會回答：「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。」
其實我們一直都在。